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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室中,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着长衫的中年男子正在为底下的学生们讲课,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讲至激动处干脆连手中的讲稿也扔下,手舞又足蹈,将一堂枯燥的历史课讲得生动有趣。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被文学界尊称为“一代宗师”,和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他的学生姚渠芳后来在《怀念在台湾的钱穆老师》里忆述:“钱师当年正在四十多岁壮年时期,讲课声音洪亮,结构性、逻辑性严谨,节节有独到之处。”
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钱穆并非正统学者,而是靠着自己的勤勉努力半路出家的“野路子”。
他生逢乱世,前半生家中累遭变故,动荡不断,后半生则是长年索居,孤独寂寞。
但在这种情况下,钱老却从未自暴自弃,始终精神矍铄、自强不息,在他的一生先后著书八十余部,学术成果蜚声中外各界。
在汗牛充栋的学术成果的平行面,是钱老强劲坚挺的体魄,他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自律打破了钱家世代羸弱早夭、三世不寿的魔咒,享年九十五岁,摆脱命运的“劫数”,得以安享晚年,寿寝正终。
而种种人生的高光与奇遇无不与钱老顽强的生存意识和对命运的无情反抗有关,在他看似柔和平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坚定而不屈的灵魂。
钱穆此人,只要你稍微熟悉一点儿,就会知道这个行事怪异的大学者到底有多“惜命”。而钱老的惜命其实并非无迹可寻,这与他的整个家庭和早年的经历都分不开关系。
上个世纪末,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家族,父亲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秀才。
按理说,这样的一个大家族应该枝叶繁茂,成就斐然,是街坊邻居人人艳羡的对象,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彼时的钱家仿佛被施了魔咒一般,家中的顶梁柱个个英年早逝,一条无形的生命之链似乎绞上了这个不幸的家庭。
钱穆的祖父年仅37岁就溘然长逝,紧接着父亲钱承沛活到41岁时便撒手人寰,留下一大家孤儿寡母艰难地在乱世中求存。
尽管时局动荡,生活困窘,但是钱穆的母亲依然坚信学习的重要性,将钱穆和哥哥钱挚送到学堂读书,希望他们能有所成就、光宗耀祖。
在母亲的辛苦操持和兄弟俩的不懈努力之下,穷困的痼疾一点点被清除,钱穆也在成年之后迎娶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邹氏。这个家庭似乎终于逐渐挣脱不停向下的螺旋,得以走上平坦的阡陌。
然而,这份得来不易的幸福却再次被不幸的命运轻易夺走。妻子邹氏在分娩时因难产离开了人世,随后刚出世的儿子也似乎心有感召一般跟着母亲离开了,没能挺过来。
然而还不等钱穆收拾好不断陷落的心绪,他的哥哥钱挚也因过度劳累而病逝,前往天国与父亲团聚,年仅40岁。
亲人接二连三离世,再加上自己也常年体弱多病,钱家“三世不寿”的说法无时无刻不令他恐惧不安,生活缥缈不定。他也因此常常感叹:“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
从这以后,钱穆开始思索起生命健康的重要意义,他想,倘若没有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就算空有一腔热血也无济于事,难以成就功业。
于是,在学习之余,钱穆开始潜心研究起了独属于自己的长寿之道。
想要保持身体的健康,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就必须严格管理,有所归依。
知道抽烟会损坏肺部运作,他就决然地戒掉,后来真的就一根没再抽;自己有胃病,就严格控制自己的食欲,饮食清淡而节制。
旁边的人也因此常常说钱穆此人:“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此外,在钱穆的众多实践之中,打坐是他坚持得最久也是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项。
打坐是一种特殊的强体之法,在佛教中,它又被称作“禅坐”或“禅定”。打坐者需要闭目盘膝,气息均衡,脑子里不想任何东西。
打坐的特点便是“静”,讲究一个“久静则定,久动则疲”。
20岁的钱穆就开始学习打坐。
钱穆深知打坐对于精神和身体的好处,每天不论多忙,都会抽出时间来打坐。在这一会儿难得的平静中驱散一天的疲惫,将精神力集中于自我,排除杂念,保持身心的自由与舒畅。
钱穆的妻子(第二任)对此回忆到:“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
钱穆对此却并不感到惊奇,觉得这些都是静坐之功。可以说,钱穆对于打坐持之以恒的坚持使得他有着充沛的精力来从事学术活动和其他事务。
除了打坐,每天清晨的太极拳也是钱穆的必修课,这一项活动,他同样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
有一次,一群地痞流氓来到钱穆执教的中学,大声嚷嚷着,扬言要学生的财物,不给就要闹事。钱穆得知后,专门在一片空地上打了一套太极拳。这群流氓见了,还以为校内有一位武功高手,吓得落荒而逃。
在他九十多岁时的一天,钱穆同家人们一起观看电视节目,播放的是某一次的体育赛事。
没想到的是,钱穆却对于这些“花拳绣腿”不屑一顾,他告诉家人中国传统的五禽戏、太极拳比这些玩意儿要管用得多。
钱穆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己的健身之道,由内而外地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虔诚而自在地生活,不仅生命的长度得以延伸,生命的厚度也同样因此而厚重。
如果说,强身是钱穆先生的第一层目的,那么他的深层次目的就是治学,“惜命”的生活家的另一面却是个勤学不辍的“楞”书生,这也是贯穿于钱老一生的底色。
钱穆自幼便跟着父亲钱承沛学习文化知识,钱穆与书籍仿佛有着天然的联结,在其他孩子还在抵触读书的时候,钱穆就开始缠着父亲给他讲《三国演义》的故事。
七岁那年,钱穆被送进了私塾念书,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钱穆就再也没有放弃过读书、治学。
后来父亲去世,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虽然母亲依然坚持送她去学校念书,但也只是短短一年,学校就因为社会动荡而停办。
因此,事实上钱穆真正接受正统教育的时间不足十年,也无怪乎后来的有些批评家称他为“野路子”。
从学校离开之后,钱穆的身份从学生转变成了老师。1912年春,年仅十八岁的钱穆被亲戚推荐,前往小学任教,后来又转到鸿模学校任教,开启了他的教书生涯。
可即便做了老师,钱穆对于学识的渴望依然热烈如初。小学四年,中学八年,“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
数十年中,钱穆一边吸收着知识,一边传授着知识。
他每天早上上班之前读经典古籍之类难读难懂的书,中午读一些闲书趣书,广泛涉猎,晚上睡前也开始研读史书。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苦学使得钱穆扎下了深厚的学术素养。也正是在这期间,钱穆写就了《论语文解》,成为了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多年来累积的深厚的学术素养和知识储备很快就为钱穆带来了人生的第一位伯乐——顾颉刚。
1929年,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来到苏州讲学,而恰好钱穆当时刚刚跳槽到苏州中学教授国文,两人在学校安排的宴席中一见如故,一拍即合。
钱穆钦佩于顾颉的学识,于是将自己写成的《先秦诸子系年》交给顾颉,希望他能过过目,提提意见。
顾颉刚欣然答应了钱穆的请求,刚刚看完开头几页,顾颉刚就对行文间显露出的惊人学识大为震撼,连连感叹道:“钱穆不宜在中学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顾颉刚回去以后依然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钱穆,希望自己能够提供一些帮助,让这个难得的学者不至于被埋没。
同年冬天,顾颉刚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一篇文章,钱穆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当然是义不容辞,马上动笔。
在对《新学伪经考》充分地研究的基础上,钱穆写出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梳理了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和经世论学的焦点,直击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诸多纷争。
文章一经刊出,钱穆霎时间成为了当时整个学界的“名人”,人们纷纷开始好奇这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了一个绝世天才。
顾颉刚也连忙趁此机会,推荐钱穆担任北大历史系的副教授。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惊喜,钱穆却表现得非常平静,因为他心里清楚,这是他多年来辛苦耕耘的结果,他有实力也有底气站上这个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
初入大学的钱穆意气风发,挥斥方遒,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北大的三尺讲台上大展拳脚,奉献出自己毕生所学。
但很快,钱穆就意识到了自己与这所高等的、前沿的学府的格格不入。
事实上,尽管后来钱穆大力倡导中西文化的结合,但在当时的他的身上仍然保留着很大一部分“旧”的元素,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依然认同自己是个“乡土学人”,因而与大学乃至都市生活不相称。
他自己也曾多次坦率承认:“余性顽固,不能适应新环境,此固余之所短”“余性迂而执,不能应付现代之交际场合”。
钱穆也因此有意无意地将自己退到“主流派”的边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退缩了,相反,他想要另辟一条路重新征服属于他的战场。
他依然如往日一般,潜心研究自己的学问,而对于交际名誉等看得很轻。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重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迁至云南昆明。
在这期间,钱穆完全地开启了他的“省电模式”,一心钻进自己的研究中去。
他在联大旁边的小镇上单独找了一间破瓦房,除了自己讲课的日子,其他时间就回到这里写作。
正是这段日子的全情投入,一代巨著《国史大纲》诞生,也奠定了他国学大师的身份。
即便后来时局趋于稳定,钱穆依旧是常常隐居“山林”而居,择边缘自处。另外,钱穆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做“孤云”,在他看来,乡野独居反而更合自己的心意。
有一次,陈寅恪到钱穆的住所来拜访,看到钱老的生活环境,不由得感叹:“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没事儿的时候,钱穆也晓得给自己找点儿乐子做,他有时看看花,有时吹吹笛子,或者找个安静又惬意的午后看一下午的书。如此一来,那些似乎孤独又寂寞的日子便一下子生动了起来,不再那么难熬了。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钱穆双目失明。都是在妻子的帮助下查阅旧籍,写着文章,写成之后,又让妻子再读一遍,不断修改订正。就这样,钱穆完成了他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
钱穆一生勤勉自律,朝着心之所向勇往直前。他身上有着一些新时代的烙印,但更多的是他固守一生的“士”气,他对于中国传统的忠贞和守望。
站在世纪的末端,他抖动着苍老却依然坚毅的笔告诉世人他的思想、他的决绝、他的独属于老一辈文人的风骨和倔强。
【1】《现代学人一异人——钱穆先生》 张晓唯
【2】《国学大师钱穆养生得高寿》 赵德贵
王国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王国维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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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世纪末,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自然感染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而真正把“国学”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1902年秋,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创办《国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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